太康诗歌内容形式特点
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265年代魏称帝,280年平吴,统一中国,改元太康。此后二十年左右比较安定,史称“民和俗静,家给人足”(《晋书·武帝纪》)。时局稳定,经济发展,诗人们生活在比较安稳舒适的环境中。因此,建安时代的慷慨悲歌和建功立业的博大胸怀从诗歌中消失了,正始时代的忧生之嗟与对政治恐怖的愤激不见了,代之以另一种平庸写实的内容。而且,由于司马氏政权既保护帮他们弑曹篡位的贾充等人,又提倡名教以维护自己的新政权,还要拉拢名士群体来增加道义舆论方面的支持,就造成了“政失其本”,而“士无特操”的局面。此时士人群体的普遍心态是求实逐利,表现为爱财与奢侈;求名自适,表现为清谈与纵欲。而且此时的清谈不重于玄理的创立和义理之是非,而重于声调之美和喻示之妙等审美价值。由于入世太深,他们虽有飘逸的神采、美丽的容颜,风神姿态潇洒风流,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非常世俗平庸。着眼于物欲与感官,而没有任何理想色彩。这种士人心态发之于诗,便是抛弃了建安诗歌的梗概多气与正始诗歌的深邃哲思,转而向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形式技巧方面发展,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太康诗风。
太康诗风在内容上的特点之一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卷中),没有胸怀天下的巨大抱负,没有面对历史的深沉思索,转而在儿女之情中表现绮丽情思,如晋初傅玄的乐府诗《明月》、《秋兰》、《历九秋》诸篇,设想女子怀人之心态,已真切细腻。
张华诗绮情更加浓重,直接表现男女之情,缠绵婉转,情思脉脉。到了太康诗人潘岳,则把它推向了顶峰。潘岳的《悼亡诗》,写得婉转凄恻,悲不自胜,在感情深度与艺术魅力方面,都超过了傅、张。
太康诗风内容特点之二是拟古模仿,缺乏现实内容。由于太康诗人缺乏直面人生的激情,所以在诗歌内容上只得求助于古人。
太康诗风在艺术形式上的特点,则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一是追求文字华美与辞藻华丽。张溥称傅玄“新温婉丽”(《傅鹑觚集》题辞),《晋书》称张华“辞藻温丽”,陆机“弘丽妍赡”,潘岳“辞藻绝丽”(皆见本传),潘尼“文采高丽”(《诗品》卷中),皆指出辞藻华丽之特点。二是追求新的技巧,注意俳偶,以陆机为代表。他的五言诗大多以对句占主要篇幅。三是描写更加细腻。往往古人一句写总体,而太康诗人则进行具体细微之描绘,即“析文以为妙”也。
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身寒微,家世儒学。他貌寝口讷,不好交游,因妹左芬入宫,移家京师。构思十年,成《三都赋》,一时洛阳纸贵。晚年移家冀州数年,以疾终。
左思诗今存l4首,但艺术成就很高,诗风独树一帜,可谓西晋诗坛第一人。正如沈德潜所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古诗源》卷七)其《咏史》八首为代表作。
首先,左思的诗歌有一种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阔大胸怀。他的《咏史》其一和其三:“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其次,左思的诗歌充满着一种悲愤不平之气。出身寒庶之家的左思,在京师官场有过一段经历之后,深知门阀制度的黑暗与不公,豪门世族可以坐致公卿,享尽荣华,而寒庶之士却备受冷落压制,有志难逞。所以他的诗歌对门阀制度的批判极其强烈,对贫士失志极为愤慨,一股磊落不平之气迸发于诗中。《咏史》其二以比兴手法表达了这种感情: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前四句以百尺涧底松喻才秀人微的寒庶英杰,以寸径山上苗比荫厚势重的世家大族子弟。生动形象;末四句借史实抒发内心感慨,愤愤于世道的不公,惊警凝练而又感情充沛。这是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悲剧的折射方式,是披褐怀玉的英杰之才发出的一份无可奈何的自解自宽之辞。但即使这样内容的诗,左思也是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雄健。
左思的诗歌继承了建安诗歌的风骨,被誉为“文典以怨”,“左思风力”(《诗品》卷上、卷中),就是指他的诗引用历史典故以抒时愤,刚健有力。另外,他的咏史诗,一改班固创为《咏史》时的质木无文,也不像前此王粲、阮瑀的《咏史诗》那样就史实而抒感慨评论,而是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感情激烈深切,借古人之事,抒个人怀抱,使咏史诗有了新的飞跃。左思还有一首别具一格的《娇女诗》,写小女儿情态,真切细腻,表现出左思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细节描写的非凡才能,李商隐的《娇儿诗》当受其启发和影响。
郭璞及其游仙诗
郭璞(276-324),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知识渊博,精通文字训诂,曾注《周易》、《尔雅》、《山海经》等。尤善卜筮。晋惠帝、怀帝之际,移家避乱渡江。历任参军、著作郎、尚书郎。后被王敦辟为记室参军,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时年48.
郭璞诗、赋兼善。《晋书·郭璞传》说他的“辞赋为中兴之冠”。他今存诗20余首,而以l0首《游仙诗》最为著名。
游仙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在《离骚》中,当屈原对现实不满时就幻想神游天界。而《远游》中更有直接的语言表述,而以“游仙”为诗名,则始于曹植《游仙诗》。
游仙诗内容向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如汉乐府《长歌行》。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如曹植《游仙诗》就是不满于人生戚戚的抒愤之作。
郭璞的游仙诗兼具上述两种内容。一类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卷中)。《游仙诗》其一即其代表,此诗主旨乃在于否定京华、朱门之仕宦之途,而高唱漆园、莱妻的隐遁之举。虽有游仙之名,实则是借遗世之志发泄对现实社会不满。
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类内容,则是承继传统求仙长生之主题,以高蹈轻举、服食采药为主旨,创造出一个浪漫的神仙境界,来表达一种超脱尘世的情绪和态度,而不像左思用咏史的方式,非常写实地表达自已的愤慨。如《游仙诗》其六:“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首。升降随长烟,飘摇戏九垓。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此诗用浪漫奇幻的想象把诸多仙人事迹串联于诗中,通过写陵阳子明服食石脂,嫦娥食不死药,以及对众仙人自由长寿的描写,表现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所以刘勰说郭璞的“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文心雕龙·才略》)。
郭璞的游仙诗感情真实,坎壈咏怀,与东晋辞意夷泰的诗风殊非同道。刘熙载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艺概·诗概》)《游仙诗》中如“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咤”(其四),“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其五),“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其九),其感慨深广,溢于言表。另外,郭诗情采斐然,描写形象生动,色泽丰富,也与平典似道德论之玄言诗风大异其趣。如“风生梁栋间,云出窗户里”(其二),“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其三),“朱霞升东山,朝日何晃朗”(其八),“琼林笼藻映,碧柳疏英翘。丹泉溧朱沫,黑水鼓玄涛”(其卜),都写得鲜丽生动,被称为“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诗品》卷中)。
玄言诗
江东由于注意农业生产,经济逐渐发展。《晋书·食货志》:“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经过明、成二帝到孝武帝末年时,已是“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此时东晋既无收复北方之力,又无北人南侵之忧,朝野上下晏然,偏安心态占主流,加之江南山明水秀,云蒸霞蔚,士人遂怡情山水,流连胜景,培养出很细腻的山水审美意识和更强的山水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偏安的局面有利于东晋士人追求平静与安宁的心境,他们摆脱了中朝士人对物欲与感官的强烈追求,转而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心世界,去寻求精神的慰藉。他们清谈玄言佛理,诗乐书画往还,高雅脱俗、优游闲适而又情韵无穷,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基本格调更切近于老庄的泯于自然和佛教的虚心静照,也更适合于偏安于山明水秀之江南一隅的心境。这种高雅的情趣格调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之中,影响至为深远。
总之,偏安的心态,中朝玄谈的流风遗韵,以及新形成的高雅脱俗的情调和流连山水的审美情趣,加之佛教般若空观的影响,使玄言诗在东晋诗坛占据了主流地位。
玄言诗的发生与发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发端自魏正始时代已开始,其时由于玄风影响,嵇、阮等人诗中已有玄言成分,但这些诗仍以抒情为主,玄理不是诗歌的主要成分。西晋著名玄学家不善作诗,只有少数诗人以玄言入诗,如张华、石崇等。可见,上述诗作并非永嘉以后形成的典型的玄言诗,因而只能视为广义的玄言诗。西晋末,至“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偏什,理过其辞,淡乎寡昧。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晶》序)。东晋中期是玄言诗的成熟和高潮期。东晋末叶,“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宋书·谢灵运传论》)。殷仲文和谢混的诗已变得以抒情写景为主,玄言成分仅余残烬,玄言诗已经式微了。
玄言诗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文心雕龙·时序》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昧,与汉魏西晋以来抒情绘景的写实倾向背道而驰,纯以韵语敷述玄理,背离了艺术表现的形象、情感等原则。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为孙绰、许询。许询的玄言诗今不传,孙绰有《答许询》: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匈怀,神栖浩然。
值得注意的是孙绰还有另一类作品,即由面对山水而领悟玄理,因此在诗中就不仅清言玄胜,同时还描绘了山水景物,如《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飓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旨归仍不离老庄无为逍遥之玄理,也有《庄子》中朝菌、濠上之语,然而却非纯粹抽象地空谈玄虚,而是生动地描绘了万木萧疏、秋风萧瑟的山林景色,抒发出要远市朝而近自然的心情。这种创作倾向也集中表现在了兰亭雅集的诗歌中。兰亭诗人中,尽多玄言诗人,但他们的诗作却多由写景而抒发自己对人生宇宙的感受,虽不脱道家主旨,却也用清新的语言描绘了自然风物之美,表现了恬淡清虚的审美情趣。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影响了陶渊明诗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这也可算是玄言诗诸多弊端之外的两点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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