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浙江自考中外教育简史复习笔记：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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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教方针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纲领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明确提出男女教育权利平等和实行普及教育的主张。具体规定为：“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普及教育。”[1]同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了开展工农教育、推行普遍的义务教育、男女平等教育等教育主张。

（二）瑞金时期的文教方针

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政府立即在文教方面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民众服务、为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服务的方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2]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目前的教育任务》的训令中提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为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的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人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3]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文教建设的总方针：“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文教建设的总任务：“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4]

（三）延安时期的文教方针政策

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各项文教方针政策都是以夺取抗战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总目标为出发点制定的。193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5]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6]。所谓“民族的”，是指它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并与其他民族的进步文化相结合，进而“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所谓“科学的”，是指它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又主张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所谓“大众的”，是指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而又是“民主的”文化。[7]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以下具体文教政策：（1）文教工作中坚持统一战线，即动员一切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文教大军，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结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夺取全国政权。（2）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即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培养、提高干部使之成为群众的先锋，并把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纳入干部教育的范畴。（3）注重生产劳动教育，即发扬苏区教育与劳动联系的传统，使教育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联系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根据地的物质生活困难。（4）国民教育实行民办公助，即发动村民自己办教育，政府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可能的物质帮助，逐渐达到自中心小学以下均归民办，其学制和教育内容都应尊重群众意见等。

二、教育体系

（一）干部教育

l．早期革命干部教育。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共产党早期开办的学校主要有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陆军军官学校等。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于1921年8月在湖南长沙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党团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团结社会上进步青年。学校的主持人是何叔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方式主要是自学和讨论，学生24名。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补习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师多是自修大学的学生。由于学校的革命活动，1923年11月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即被湖南军阀赵恒惕封闭。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旋即创办了湘江学校，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生大都转入此校。1924年下半年，湘江学校增设农村师范和农运讲习班。1927年3月，湘江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停办。

上海大学为一些共产党人士1922年春在上海创办。校长于右任，他去贵阳后由邵力子任代理校长，教务长陈望道。上海大学设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及附属中学三部分。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和系主任是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社会系必修课有社会科学、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许多共产党人在此任教，如蔡和森讲社会进化史、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的起源，任弼时教过俄文，张太雷、恽代英、杨贤江、肖楚女等人都曾在此讲过课。上大设有附属中学，1928年附中特定招收国民党党部保送的免试学生80名，培养革命青年。同时上大学生还在上海各区办工人夜校，以发动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中，因上大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帝国主义派海军陆战队包围学校，强令解散，上大被迫迁校。1928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封闭了上海大学。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共办有两所，即“贵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贵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1924年7月，共办六期，第一至五期面向浙江，第六期面向全国，招收革命知识青年、从事农运的农民和少数从事工运的工人。课程有革命基础知识、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理论与实施方法、农村教育、军事训练等。学习期限为一至三个月。第一期主任为彭湃，第六期所长为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亲自担任教学工作。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1927年3月，首期学员于6月结业。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原定继续举办的农政训练班学员撤离武昌，参加了“八一”杭州起义。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立于1924年5月，1926年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校总理为孙中山先生，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1924年秋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熊雄继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从第二期起分步兵、骑兵、工辎、宪兵五科，1925年设政治训练班和军官政治研究班。军校有五个分校并附有两个教导团。四期共毕业学生4981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血洗了军校中的共产党人。五期以后，黄埔军校变成为反革命服务的军事学校了。

2．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类型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新干部培养，途径包括大量干部的在岗短期培训和部分干部的离岗系统教育以及部分新干部的岗前系统培训。其教育机构可分四类：（1）干部短训班，一般是按系统、分层次举办，时间短，内容比较集中。（2）军政学校，如瑞金时期的红军学校、苏维埃大学，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大学等。（3）技术学校，如瑞金时期的中央农业学校、红色医务学校，延安时期的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铁路学院等。（4）文化艺术学校，如瑞金时期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延安时期的鲁迅艺术学校、俄文学院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干部教育机构有：

苏维埃大学：1933年8月创办于瑞金，毛泽东、瞿秋白先后任校长。学员主要是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作半年以上并有成绩者。教学组织包括普通班和特别班。普通班为预科性质，以文化补习为主，学程不定；特别班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外交、粮食10个专业班，学制半年以上，包括实习。该校于长征开始后停办。

抗日军政大学：前身为瑞金红军学校（红军大学），1936年6月成立时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延安；校长先后为林彪、罗瑞卿（代）、徐向前。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主要任务是”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材”，对象主要是红军骨干及部分内地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教育内容以马列主义和军事技术为主，课程包括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技术课三类；教学方法主要有：注重启发的集中讲授，注意研究的自学与讨论，注重实践的实地演习、实地调查和生产劳动等。八年抗战中，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并在晋东南、晋察冀、华中、苏北等根据地办了12所分校，先后培养了二十多万名军政干部。

延安大学：l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其后又有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及行政学院等相继并入。吴玉章、周扬等先后任校长。延安大学初创时设有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及法学院。其后扩大为：行政学院，合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学制二年；文艺学院，含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系，学制二年；自然科学院，含工学、农学、化学、医学四系，除医学学制一至二年外，其余为三年。延安大学是当时根据地规模较大、有较正规学制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二）普通初、中等教育

瑞金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小学称劳动小学、列宁小学或红色小学，且以初小为主；1934年开始统称列宁小学，分公办和民办两种。初小课程有国语、算术、游艺，高小则增加社会常识和科学常识；学制最初为六年，三·三或四·二分段，后改为五年，三·二分段，初小三年、高小两年，分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据1934年统计，浙江、福建、粤赣根据地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00多人[8]。为适应小学教育发展对师资的要求，1932年10月创办了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先后由徐特立和罗欣然任校长，招收由政府保送的贫苦子弟学习3－6个月，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员。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小学相当普遍。小学学制规定为五年，三·二分段。小学办学体制分公办和民办公助两种。初小占多数且几乎全为民办公助。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美术、劳作、音乐、体育，高小除增设政治课外，常识课改设自然、历史、地理；其中劳作课以生产劳动为主，体育课注重军事训练。根据地普通中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在文教基础较好的华中、山东地区，有一定数量的普通中学；而在文教基础较差的地区，如陕甘宁根据地，中等教育则主要是少数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1937年民主政权建立后才逐步发展，至1942年时已有中等学校7所（师范5所、中学2所），学生共计1500余人，其后又陆续设立了延安中学、子长中学等。此外还设有少数中等职业学校，如医药专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妇女职业学校等。解放战争期间，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初、中等教育也迅速发展。据统计，至1949年2月，陕甘宁根据地已共有中学、师范27所，小学6830所，学生312000余人[9]。

（三）社会教育

由于当时90％以上的农民是文盲，因而解决农民的识字问题，使工农民众具有“写”、“看”能力是根据地社会教育的重要任务，从而开展了全民性的识字运动。识字运动首先从军队开始，各连队组织识字班，学员按文化程度分甲、乙、丙三组，连队文书任甲组教员，甲组学员为乙组教员，乙组学员为丙组教员，文化水平较高的首长为总教员，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教学。各行各业则仿效推广，按工作单位或居住地点组织识字教学，其形式包括建立成人夜校、识字班组、冬学、民众学校等，使80％左右的文盲参加到扫盲运动和文化补习中来。社会教育还把识字教学与推广科技知识结合起来，向民众宣传科技常识，以适应战争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如通过组织学习《看护识字课本》，既识字又传授护理知识；通过开办妇女冬学，既提高妇女的识字能力又宣传接生、养育的新知识；通过设置民教馆，开办职业补习学校，组织民众识字又传授生产知识，把学文化和学手艺结合起来。

根据地社会教育成效显著。瑞金时期，据1934年1月统计，浙江、福建、粤赣苏区共有夜校6462所，学员94517；识字组32388个，学员155371人。[10]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1941年有识字组1973处，学员12259人；夜校505处，学员7907人；半日校393处，学生5990人；冬学659所，学员20915人。[11]

三、主要

（一）教育为中心工作服务

根据地的特殊地位表明它时刻面临着战争的危险，一切工作都必须从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为革命战争服务。根据地的教育坚持以建设、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彻底打败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中心任务而展开。

首先，坚持把干部教育置于首位。瑞金时期，根据地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干部学校。延安根据地建立不久，毛泽东就指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于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2]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又进一步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13]其次，重视政治教育。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14]教育内容充分反映政治斗争和生产生活实际的需要，体现出儿童教育、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的政治形势教育、民族气节教育、阶级斗争教育以及生产生活知识教育。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早在瑞金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就明确提出：“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者的知识和艺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1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地学校都重视生产劳动教学，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学校还形成了半工半读制度。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各类学校把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效果很好。1944年10月延安文教大会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培养新公民、新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并总结根据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做法：教学的组织、时间与生产相适应，形式多样，灵活安排；把生产劳动作为重要课程；生产劳动教育从儿童抓起。

（三）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办学

瑞金时期，各级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利用祠堂、庙宇为校舍，以香案当课桌，用石头作石凳，以沙盘和树枝代替纸张与粉笔，开展勤俭办学。成人教育以乡村为单位，自办夜班、识字班等；儿童教育一般是初小由乡办、高小由区办，政府承担部分经费。而场地、设施及不足经费由各乡自行解决；干部教育由政府统筹办理，但办学场地、设施充分依靠地方支持，教育内容紧密联系实际，注重为地方、为群众服务。

延安时期，更加注重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办学。毛泽东多次强调，发展民众教育和普及教育，必须广泛动员民力，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和可能的物质帮助。办学形式灵活多样，采取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和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识字组相结合，新式学校与旧式村塾相结合，学制可长可短，办学体制多体化，出现了米脂高家沟、杨家沟、延安杨家湾以及新旧轮回学校等模式。

[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l），39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l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2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5]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3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6]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1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7]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27－2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8]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1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杜，1981。

[9] 《解放日报》，l949年3月10日。

[10]引自李华兴编：《民国教育史》，78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l997。

[11]引自李华兴编：《民国教育史》，79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l997年版。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横排本。

[13] 《解放日报》，1942年3月2日。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横排本。

[15]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30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